属兔四十几是哪一年的,45岁兔是什么年

最后更新 :2021.11.17 21:25

属兔四十几是哪一年的

尧育飞

1909年的冬天,在大清王朝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,一位名叫恩光的学部官员,雇佣了一名昵称“成”的仆人。这位贴己的仆人在短暂服侍几个月之后,遭到恩光家人的集体冷落,他们势要将他驱逐出去。宣统二年(1910)四月初七,“成”挥泪辞别他的主人,离开恩光宅邸。这场突然的离别,彻底曝光了“成”与恩光的关系。他们并非简单的主仆关系,而是有着特殊情意的恋人。

始于宣统元年(1909)元旦的《恩光日记》,在这场主仆挥别之后,笔锋陡转,思念激增,属情的词语充斥篇章,令这一日记成为难能可贵的“言情日记”。1910年,恩光六十岁,“成”的年龄未知。根据他后来结婚的记载,我们可以推测他此时年龄应当不超过三十岁。这场轰轰烈烈的“老少恋”不仅为研究中国近代爱情提供新鲜材料,也提醒人们注意“情感”始终是日记重要的特质。

一页“情书”: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稿纸

恩光生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,卒年未详。他少年时家境贫寒,至十六岁时已开始为吏生涯,艰辛备尝。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,得奉职通州西仓,家业得以稍富。嗣后在国子监和学部任职。宣统元年九月,恩光曾恭送孝钦显皇后奉安清东陵。宣统二年,曾在任京师图书馆任职,担任学部考试游学生的外场庶务官。宣统三年,他还任文庙工程处监督。

由于他家住在齐化门附近(宣统元年十月、十一月日记两次提及),我们有一些理由推测他可能是毕业于同文馆的恩光(字仲华,1859-1924?)。这位恩光,姓伊尔根觉罗氏,隶满洲正蓝旗,据《同文馆题名录》,其人家住“齐化门内小牌坊胡同”,早岁家境贫寒,入同文馆后修习德文、英文,光绪五年以考英文、算学获赐恩科举人。光绪十二年在许景澄(1845-1900)保荐下任驻德使馆二等翻译官。光绪十五年回国。光绪十六年任总理衙门译员,光绪十七年或任泰陵工部郎中。光绪十五年后履历上与《恩光日记》有所出入,故暂无法确定是否为同一人,俟续考。

恩光《潜云堂日记》始于宣统元年元旦,终于1913年岁末,其中宣统元年、宣统二年颇为断续,至1912、1913年日记较为完整。日记影印收录于《历代日记丛钞》第160册,今有许庆江、董婧宸二人整理本《恩光日记》(凤凰出版社,2022 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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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恩光日记》,恩光著,许庆江、董婧宸整理,凤凰出版社,2022 年

在这部日记中,恩光把自己构筑为一个“失意人”的形象。无论从事业还是精神世界而言,恩光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他四十几年的宦海生涯,仅仅获得一阶的升迁;一生的情感在晚年遭遇巨大转变,最终不被外人理解,且被对象抛弃。年老体衰的恩光不断使用烦闷、忧愁、养疴等词汇描绘自己的身心状况,一再展示他的种种不如意。当他把这些记录于日记时,往往是“太息识”“黯然识”“不寐,泣识”。他无法在平静状态下写作!

恩光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写下私人事务和情感,他睡不着,犯了失眠症,一边叹息一边写,一边哭泣一边写,黯然神伤的他偏要把这些都记进日记,似乎惟其如此,内心的愁闷才能纾缓二三。而周遭往往是孤灯一盏,窗外是树影斑斑,有时遥远的钟楼传来三两声钟响,提醒他夜又深了。恩光自觉描绘下这样的“此时此刻”,形诸日记,则是:“雨后,明月照窗,绿阴满院。夜深沉静,岑寂凉凄。一灯萦然,枯坐如醉。当此璄相,思怀倍切,觉身心恍惚,直如在梦寐间也。子正,黯然识。”(宣统二年五月十七日)正是在这样的深夜,如痴如醉的恩光恍惚如在梦中,迎来情绪的喷发。有时哀叹穷愁,有时哀叹命蹇,有时想念爱人,有时抱怨家事。总之,许许多多的深夜,恩光这么度过,他也把这种深夜感慨的“此时此刻”写进日记。

在恩光深夜感性的呓语中,有一种声音特别强烈,有一种情感尤其浓郁,那便是他对爱人无与伦比的思念,那种炽热之情,力透纸背,至今读来,丝毫不亚于“五四”时期新文学家们“天狗”般的呐喊。以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稿纸为例,可见其文字生情,情溢于言,言为心声,而声复直击人心的描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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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

满纸流情的宣统二年(1910)六月二十日日记云,“访缘,戌初刻,诉委曲。不见则念念不释读,见面又似有千言万语,一时难罄。怀想若此,情何以堪?惟祷佛天默佑,早得相聚,望切感切。展转不寐,月照窗纱,独对双灯,丑正太息识。”这些灼热而纠结的文字,明明是热恋中人语,却确然无疑地出自大清国的官员,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之手。他絮絮叨叨的这些文字,太像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的恋人手记。更令人惊奇的是,恩光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如此描绘。有时候,他简直是哭哭啼啼的林黛玉。有那么一天,恩光在日记中写道:“想缘,度日如年,一日三秋,信不诬也。精神支离,胸膈横塞,病矣。疾痛在心,荆棘满目,孤孑凄楚,日坐愁城,精神渐消,心气日减。有无穷之烦恼,无片时之欢忻。饮食递少,困郁加多。耳顺之年,尤须奔波,强颜酬世谋生。知己蔚怀,隔阂咫尺,能不万分怀想乎?痴孽力疾识。子正。”(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)在此之前,公事繁忙,债务催迫,家中则是冤孽不断,郁闷心疼的恩光在这天的日记里大大发抒郁结之情。“缘”成了他的精神念想、情感寄托,茫茫苦海中的救命稻草。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”的刻骨铭心的思念,此时恩光体会到了。可惜情感虽获得疗救,精神稍感慰藉,子夜灯下反身细想,恩光却仍不能拖着愁痛的身心,面对满目疮痍的家,去强颜应世以撑起支离的社会角色。思绪至此,苦痛极矣。穷极返本,恩光转念又回到温馨的情感港湾,再度想起他的“红颜知己”。现实的困顿隔阂与情感的密切想念中间,隔着巨大鸿沟,更激发恩光无穷的思念,于是他自称“痴孽”,痴的是情,孽的是如苦海般残酷的现实。

五月二十日日记稿本,是恩光情感大爆发的写照。这页日记稿本上,不仅有如上慨叹时乖运蹇的穷愁之叹,有思念未遂的万千哀怨,更有山盟海誓的祈愿。这些日记正文外增添的文字,令这页稿纸成为恩光情感的真实写照。在惯常的日记写作中,恩光在稿纸上留下诸多空白,而这页稿纸上栏线内的空白处,却填满许多紧凑的小字。在栏线上方的空行中,写着这么一段话:“日日默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真经,阿弥陀佛,仰求垂怜保佑,早得相聚同处,终身不离,世世同生,如愿如愿,念念不忘,南无阿弥陀佛。”这段文字并未注明日期,不过据其书写习惯,应当书于本日前后。就其内容而言,可见恩光已无法忍受和恋人的长久分离,而将“在一起”的心愿诉诸菩萨保佑。所谓“终身不离,世世同生,如愿如愿,念念不忘”,以叠词祷语出之,余音袅袅,其情可感。

同是这页稿纸的天头,文字甚多,都是六月十八日二鼓写下:

一水盈盈,重门深闭,玉人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?计剪灯细语,当在近届黄花烂漫之际。《翰海》孔愿之作。六月十八日二鼓偶录。

“习伏众神,巧者不过习者之门。”“慈俭为宝。”(《老子》、《梁退庵随笔》同时忆及 ,偶录)

其中有《老子》、梁章钜《浪迹丛谈》中的话,恐是恩光误记。“习伏众神”一句源自桓谭《新论》,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始标 为“庄子”。此外《翰海》卷三收录扬雄《复桓谭书》也载有此句,恐怕恩光的误记 于此。由此可知,这段文字或也在六月十八日所录。至“慈俭为宝”,则与《老子》有关。恩光虽然两次强调“偶录”,但这些语句并非偶然,而与日常生活多有关系。“巧者不过习者之门”,似乎针对家人使用各种伎俩而言,“慈俭为宝”则寓含箴劝家人慈爱俭朴之意。

至于书札中语,出自明人沈佳胤所辑尺牍集《翰海》中孔愿之《寄朱景周书》,不过恩光在抄录时似乎作了修改。原书中“当在林莺唤友、梁燕将雏之际”被修改为“当在近届黄花烂漫之际”,给人增添更为绚丽的画面想象。当然,或许恩光所见者为别本。这封书札曾被朱光潜认为“雅到俗不可耐”(《古代书牍略谈》)。虽是俗,但对此时的恩光而言,仅仅“玉人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”一句,就能令他感同身受,何况信中还有对于下次会面必成的期待,无怪乎恩光笔录于此。

根据恩光日记记载,这一天是“中伏”,天气“酷热特甚,挥汗如雨”。闷热的天气外加烦闷的心绪,使得这一页氤氲着浓烈的情感,散发着夏天暧昧的气息。

与仆人李成相爱之始末

“缘”究竟是谁?为何恩光要在日记中对他诉说如此浓烈的思念之情?

仔细梳理恩光日记,不难发现,“缘”即是恩光的仆人李成,日记中称作“成”、“成儿”、“成僮”、“成棣”、“缘”、“源”、“缘心”、“元”等。为何恩光要在日记中更改仆人姓名,以各类昵称取代“成”的称呼?这一切始于宣统元年(1909)四月初七日的一场家变。那场家变最终迫使李成离开恩光家,而恩光对李成的称谓随即发生变化。恩光郁结于心的情愫就此一泻而不可挡了。

“成”在宣统元年(1909)十月开始服侍恩光。初次出现在宣统元年十月初十一日日记中,“回家掌灯,成儿伺候”。此后数天,“成”与其他仆人“鸿”、厨役“羊”等一道培植花木等。日记中未见两人亲密情感,至十月底恩光携带成、祥两仆参与清东陵祭祀活动,两人关系日益亲密。十月十八日日记云:“携成、祥二仆围炉饮食,颇觉境新意畅。”十一月二十四日恩光宿于南关店,“成为铺陈,伺候周致,甚适慰。”至十二月底,家中人察觉此事,大肆排挤。恩光日记写道:“最近得力一人,反为泯不知耻众辈过事排挤,妄造蜚言,辱詈搜剔,日夜媒孽,总使不令一朝居所遇,合家如此,而天良何在?”尽管恩光并未点名此人为何,但宣统二年四月日记及五月七日日记将这一谜底揭晓:

四月七日,欲携成游万寿寺,少纡积郁,忽构谗诬,令人愤懑。昏瞀之间,不辞泣泪而去。服事六个月,并未一日离,一旦为阖家众人攻去,实属可恨可伤。至廿一日,婉小厮长龄于次日说和归来,而隔日变生多梗,事又不遂。长龄小子模棱可恶,而家孽更生别计,真令人痛恨终身也。廿六日,见缘方悉。是晚大风雷雨……几坠沟渠灭顶,否缘挟持,恐难保也,则死生之共信然。

五月初七日,……午初晴,缘心遇,遂步大街乘月,少叙各归。凄楚展转,今日整一月矣。如梦。(旁注:若度一年,何苦如是?殆前生孽与?)

这两则记载清楚表明“成”与“缘”(“缘心”)即是一人。此人宣统元年十月随侍恩光,此后与恩光情好日密,甚至还在大雨中救过恩光一命。然恩光家人似窥破两人之间秘密,必要将“成”逐出家门。宣统二年四月七日,成最终含泪辞别恩光。此后五月初三 、初五,恩光均与“源”有约。至五月初七日,“成”离开后一个月,恩光与“缘心”再度相遇,时距“成”离家正一月,则“成”即“缘”,“缘”即“成”。此后日记中“缘”、“成”错杂记载,大体而言,两人关系亲密时,记“缘”多于记“成”。二人关系疏远时,则多记为“成”。恩光以这样的小心思,表达他私密情感的亲疏。

恩光与李成的感情并不被家人看好,在将李成逐出家门之后,家人们对恩光仍不放心,甚至追踪他的行踪。宣统二年五月十六日,“九钟馀,(恩光)至四庆园约缘,久候,同饮食,未畅叙,即步马路往万生园。至东边,忽遇鸿由西边飞来,此诚寻隙搜剔,过于刻薄。乍见意外,懊恼万状,百分屈忍,勉维解释,苦心劝告,谁能见怜寸衷?万字楼支离对坐,六刻出园。成雇人力车自回,余携鸿乘车归家。是日情形,实堪悲愤,与成尚多倾话,均未果,恨极。晚思访,阴云未去。明月当午,满院清阴,独对青灯,伶仃孤苦,寂无人声。凉风瑟瑟,幽凄黯淡,触怀思想,能不感伤乎?子正初刻,不寐泣识。”在恩光看来,另一位仆人“鸿”的到来,并非偶遇,而是家人必要根绝他和李成的关系。这种尴尬的监视状况,令恩光感觉十分羞辱。然而,他并没有办法抵抗家人的逼迫。

尽管在清代,狎玩娈童和小厮或相公较为普遍,但在公开的范围内,人们仍然谨慎地将这种关系置于较为隐蔽的境地。在各类爱情关系之中,这种情感始终无法跃居主流。这也导致即便在最为私密的日记中,同性之爱的公开记载相当罕见。杜凤治《望凫行馆宦粤日记》中虽透露同治年间京师狎玩相公的消息,但杜凤治的记载十分简略,且丝毫不流露情绪性的评语。同治五年(1866)五月至七月短短三个月中,杜凤治尽管在40天的日记中都记载与“梅”、“蕙”两位相公的交往,但至多止于“联床夜话”,并不透露更多私密信息。且杜凤治此时家眷尚在浙江绍兴,他是孤身一人羁旅京城的。然而恩光的状况与杜凤治差别甚大。从恩光后来对李成发疯般思念来看,他和李成的情感在那段时期显然十分浓烈,也许是如胶似漆到令家人无法坐视不理。

对明清时期的人而言,描绘自身的情感世界常常面临私欲和公德的冲突。高压和强制的社会令一切过度和越轨的情感表达变得困难,但充满活力的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却又始终想要寻找合适的出口。在此,日记成为直白书写个体情感的有效载体。

从四月初七日李成离开恩光家后,“缘”开始占据恩光日记的中心。日记中,几乎每天都有“缘”字出现,如“访缘”、“念缘”、“约缘”、“诣缘家”、“想缘”、“到缘寓”……想而不得的时候,恩光就念佛,有时候“佛”即是“缘”,即是他的情人李成。李成令他心神不宁,恩光的日子过得恍惚如梦。他在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写道,“怀缘,心神不定五十日矣。可叹。”然而他自己不愿打破这种爱的恍惚状态。似乎,惟有通过日记的书写,恩光才能略略缓解思念的苦痛。五月三十日日记云:“自四月初七日,匆匆恍惚,日夜怀想,直在梦寐之间,至今心神迷惘,寝食皆废弃。缘耶?孽耶?无时获释。佛天怜佑,早得即日完聚,终身感诵无已。”茶饭不思的恩光束手无措,只能祷告佛祖和老天爷保佑,让他们早日聚首。此外,稍纾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,也许仍要靠写日记完成。五月三十日日记刚记下此种念想,六月初一日日记中恩光再度表达类似想法:“念佛,望元。痴情若是,殆有前因,望即归来相聚,终身不离。”八月初一日日记云:“念念念经,书缘,每日朝夕存想者也,速如愿慰,幸幸。”念佛已无法让恩光心情平静,而李成暂时也不能回归恩宅。于是,恩光为李成在外头租住房屋,按月提供费用。尽管此时恩光早已负债累累,然而为了心中炽热的情感,他早已不管不顾。他心甘情愿为李成付出,而对于家人索钱的行为,则一概视为孽债。妻子来要钱,恩光在日记中写道:“妇索月费,噎气。此生万不能逃,死而后已,冤哉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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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统二年六月日记中的“缘”

在恩光看来,家中人毫无天理良心,是“畜辈”,“实未有丝毫之义理,安心作对,可恨可恨”。家人有意拆散的行为,令恩光更加思念李成。他有时吃完饭,急不可耐要见李成,日记记为“奔缘寓”。如果访而未见,则不胜落寞。如宣统元年六月初五日,“怀缘,进城,步大街,欲访未果,无聊归家,尤觉孤寂,可叹。”总之,恩光此时已经犯了魔怔,他对李成是“动止触物 ,时刻感想”。

这种思念令恩光发狂,他对不断记载思念或许也感到厌倦,故而更改日记书写体例。八月初五日日记云,“此后念佛、缘,默志之,日有遇则书之。”不再记载每日的思念,而只记载他们的相遇。然而一个月以后,思念的情愫又占据上风,他自订的书写体例再度改变。九月十七日日记云:“每日时忆及缘,辄念念,后有遇,登计,馀总识之。”此后十几天恩光日记中不再记载思念李成,推测他另外备有簿册,专门记载思念次数,以便归总。这真是一位痴情的男子!

为了消弭漫长的相思之苦,恩光不断努力,朝着他和李成相聚的目标迈进。七月份,彼时学部下辖京师图书馆落成,恩光极力谋求守护图书馆藏书的职位,以便二人早日完聚。于是七月初八日日记云:“怀缘,念念在抱,默祷成全,则相聚在迩矣,时须运动。”经过持续不断的运作,恩光顺利获得这一职位,并从家中搬出,居住在图书馆旁。十月初二日,恩光和李成会面,商量移到图书馆新宅同居。十月初六日,恩光剃发刨须。十月初七日,李成搬来和恩光同居。从此恩光日记中记载变为“缘侍,晚同榻抵足叙话”。然而,这种状况再度被家人发觉。十月初十日,“恶妇无故非常取闹,天乎!直是逼迫速死以了宿孽耶?何苦是之苦命!痛哉!”他的妻子闹上门来,令恩光无法应付。在恩光看来,家人仍旧没有放弃拆散他和李成。十月十二日日记,“连日家人辈异常悍逆,万分强忍,自叹命苦无怜而已”。按照彼时道德准则,处于劣势的恩光除了在日记中抱怨,哀叹命运残酷之外,实在也并无他法,只能忍耐。

在度过一小段甜蜜时光之后,恩光和李成的感情却迅速降温。首先是开销日益增大,原本负债的恩光注意到开支继续增加。十一月初六日,“成购套壶椰子,甚细。连日烦闷,浮费流水,奈何!”而李成也经常告假回家,外加此时恩光公务不顺,心情重又回到愁闷状态。所谓“内外之不顺心,公私之不合理,忍耐无法,听天由命而已。”由于二人关系变冷,日记中也不再称李成为“缘”,转而将其记作“成”。不安分的李成开始逐日外游,至于宣统元年(1910)二月二十二日,恩光在日记中写下:“初鼓,雇马车回庙,锁门不开。成外出浪荡,不可信任,自恨。”两人关系至此再不复往日甜蜜,而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“缘”字,一律标为“成”字。至于1911年十二月,李成自行结婚,他与恩光的另类感情也基本结束。直至1912年五月中旬,“成僮含泪辞去,无钱养留。三年侍奉豢养,一旦别寻衣食,曷胜惋叹。”两人结束主仆关系后,仍有来往,1912年八月十四日,李成赠送恩光花糕,恩光认为他“尚有良心”。不料八月二十六日,李成来恩光家,谈未片刻,“陡然拳打脚踢,不分皂白,谩骂无礼。……苟延残喘之际,更复直奇变悖逆之野蛮无教之事,命何以堪!孑身忍耐,不能早亡,尚有此等孽障,命薄可叹极。”两人的关系,竟然以这样狼狈的局面收场,令人欷歔。

在恩光与李成感情渐冷的日子里,恩光与家人的关系逐渐缓和。宣统二年正月,恩光的孙儿保泰降生,给他带来许多欢乐,他时常回家看望孙儿。至于宣统二年八月,恩光重又携带李成回家看视孙儿。恩光的家人看来原谅了他从前的行为。

就在他的家庭生活即将恢复平静之际,整个社会的动荡却已现端倪。几个月之后,遥远的武昌爆发了革命,随之而来清帝逊位,恩光赖以生存的大清王朝覆亡了。这对恩光的生活而言,又是一大变化。正在此期,恩光又开启了另一段恋情。

言情词汇与恩光的三条情感线

在谈论恩光1912年以后的新恋情之前,有必要先回顾下恩光情感世界中的三条情感主线,以便更为清楚地认识他的感情世界为何有新的波澜。恩光情感世界的波澜形诸日记,是采用一系列充满感彩的词句精心书写,故而分析那些充满感彩的词句,就成为蠡测恩光情感世界的重要指征。

情感是一系列可以传达 ,是个体与内心世界并外部世界沟通的特殊“语言”。日记中偶尔一现的情感表达/语言,是个体对身心状态和周遭世界的审慎对话,既是情绪的疏导,也是心灵世界的重建。在此,我们尝试将恩光日记中充满感彩的词语一个表格,以见出恩光在1909年至1910年5月间的情感状况。之所以选取这一时间段,主要在于1909年恩光尚未在日记中透露和李成的爱情关系。而1910年只标记至五月份,则由于当年四月份李成被恩光家人逐出家门,在整个五月份,恩光的情绪出现极为激切的变化,充满感彩的词汇也大量增加,然而,也不免出现一些雷同。以五月份为例,已足以说明恩光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心情。同时,也可由此窥见日记是否足以承担 的情感表达。

《恩光日记》情感、心境词语略表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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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这部分日记记载并不连贯,我们不能以此断定恩光平均每月的情绪变化,却正是这种不连贯的记载特点,以其随机性,揭示恩光整个情感和心境的不稳定。从日记中频繁使用的词语来看,恩光大量表达了感伤、烦闷 、黯然、悲愤等情绪。在此,我们以意大利学者P.史华罗(Paolo Santangelo)《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、心境词语研究》中提出的五种情感类别为参考,分析恩光此时的情感世界和心境。史华罗根据情感和心境将中国明清文学作品(主要为小说)中的词语分为以下五种情感类别:

1.消极反应类型(恐惧、怀疑、焦虑、惊异);

2.积极反应类型(爱、感动、喜欢、希望);

3.满意反应类型(快乐、美感、宗教情怀、欢愉、满足);

4.攻击性反应类型(愤怒、仇恨、妒忌);

5.不满反应类型(悲哀、沮丧、羞惭)。

利用史华罗的分析框架,很容易发现,恩光的情感基本处于消极反应、不满反应这两大类型,偶尔还有一些攻击性反应类型。恩光的情感世界极为消极,时时处于不满和压抑之中。日记中极为难得的积极和满意反应的情感词语是“爽人心目”和“适慰”。前者出现在宣统元年三月十七日,面对皎皎明月,恩光感到“爽人心目”。至于“适慰”,则出现在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中,当天李成在旅店服侍较为周到,故出此语。由此,并不难理解恩光的情感状态。在日常生活中,他找不到欢乐和积极的出口,所遇人事均令他不快,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烦闷和忧愁。惟有深夜自然的风景与悉心照料他身心的仆人李成,才能带给他安慰和欢乐。如此,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李成被逐出家门之后,恩光每日都长吁短叹,陷入深深的思念和欲罢不能的煎熬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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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统二年五月日记充满感彩的词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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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华罗所著《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、心境词语研究》

在那些充满感性色彩的言情词汇之外,《恩光日记》还有“债”与“孽”两个关键字眼值得 。《恩光日记》中充斥着诸多与“债”有关的词汇,如孽债、债累、宿债、家孽、家众之孽、前生孽、冤孽、宿孽等等。这两个字构成的词语频频出现在日记中,既与恩光现实处境有关,也是他虔诚信佛带来思想观念的认识所致。

宣统年间,恩光已经债台高筑,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补贴家用。饶是如此,仍然收支难以相抵。每年年底都是“亏累过甚”。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所云:“家业已罄,负债累累,心力已竭,尚须支持措筹,只求速死,宿债即偿。”日记中之一次出现嗟穷叹命在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二日,“连日烦闷抑郁,自伤认命而已。……此增彼损,永不留馀,自是贫贱之兆,奈何呼天。”次日日记又是,“烦闷之至。恶妇偷当衣服数件,抽筋赎出,合银二十两二八,倾家荡产甚矣!冤孽可叹可恨!……可怜。”由于家庭收入入不敷出,甚至连妻子开始偷当东西,而恩光致力于支撑整个家族不至于彻底颓败,只能忍耐负重。沉重的家累和不断的债务危机,促使恩光不断使用“债”、“孽债”等词语。连同财务危机所造成的“债”还有妻儿家眷逼迫的债务,童仆偷窃欺瞒的债务。此外,“债”与“孽”还是佛教思维方式的体现。恩光虔诚信佛,宣统元年一月初三日,“每日默诵佛经五遍。(永远如是)”日记中常常有祷佛的记载。《法苑珠林》中业已指明“债负”是一种罪业。而恩光不仅将穷困视作一种罪业,也将妻子的逼迫看作必须承担的罪业,此外,他个人与李成的情感被众人厌恶,也被他视作一种必须背负的罪业。他在日记中反复使用“债”、“孽”等词语 ,并希望早早死去,以便一了所有孽债,即是这种思维方式方式外化。

于是,日记中遇到夫妻关系、债务危机事,常云“孽债何日偿清耶?”至于外放直隶州为官,也是“家孽所迫,万难忍受”。“孽”与“债”在恩光不断的书写下,成为他抵御外来侵害的心理防御机制。一旦遭受委屈和逼迫,他便将之视作前生命定的“孽”与“债”,故此内心尽管烦闷恨极,也能有效化解。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云:“支各种孽债,前世今偿,不死不已。”十二月廿六日日记又云:“人生之苦命孤独若我者甚鲜,不即死,宿债孽未偿清也。何罪若是!”虽说欲一死谢之,却终于能顽强地活下去。“孽”与“债”的熟练使用也令恩光能够小心翼翼呵护他的小众情趣,而不去管外界的风言风语。甚至,在李成变心之后,恩光也可以凭借这两个字求得自我安慰。不管世路如何淡薄,恩光已认定自己为背负罪业之人,故而生活中的风浪可令他受伤,却终不能将他击垮。

自然,恩光也时时冒出逃避的想法。对他而言,更好的出口似乎就是逃离此处的苦海,无论是现实的搬迁离家,还是祈求佛陀庇佑,似乎只要离开家中的是非烦扰,他的心就能获得平和。如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日记云,“家孽所迫,万难忍受,惟愿早离苦海,逃生远飏,永感佛天怜佑无极。”宣统二年四月日记:“遭此家众之孽,早早得以逃往他方,以免悒郁而毙,幸甚祷甚。”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,“予近数月食不饱,寝不安,惟日夜默祝逃生,谁怜苦衷。”虽然他曾从家中搬离,最终却难免回归家庭。他终于无法彻底摆脱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家,于是只能在苦海中自伤自怜。

从《恩光日记》所述来看,家人是恩光情感世界中重要的一端,尽管这条感情线充满苦楚,恩光却不能不仰赖这条情感线。在某种程度上,正是由于这条情感线出现问题,恩光才转而寻求情感世界中的第二条感情线:与同性恋人之爱。除此之外,由于恩光年事已高,与仆人的情感关系也在他生活中也显得特别重要。这三条感情线在恩光情感世界中占据主要位置,其间的波动与关系的转变,令他的日记情意满满,跌宕起伏。充满感彩的词语也因此在这部日记中构成一股股涌动的情绪流。

恩光与妻子等家人关系似乎相当不睦。在这个家中,似乎是恩光一个人在悉心经营。他在日记中自述,家中“一草一木,余一人惨淡经营,未有一协助者。数十年节俭整理,而毁于家人辈众,此或前生所负,今世偿还耶?”苦心经营家庭生计之累且不说,家中人还时时令他不快。1910年六月十三日日记,“在家逐日无一言,孤寂何堪!荆棘尤复悖逆,令人气结。”对于妻子,恩光似乎从未有好言好语。他将妻子称为“狮吼”、“恶妇”、“孽妇”。有时看词曲《狮吼记》,他也别有感慨。他送妻子钱,是供奉孽妇银钱;和妻子吵架,是“恶妇无故取闹”,是“恶妇无意间呕气,此孽何日了”;他为妻子置办饮食,则是“午后起,为妇置馔,忍心”。总之,他和妻子的关系颇有些“前世造的孽,今世作夫妻”的意味。家中的琐琐屑屑均令他不满,而他的家人似乎对他只有无尽的索取,丝毫不关心恩光的情感需求。恩光在日记中愤而说家人“无一稍具天理人心者”。家庭生活的重重危机,可能使恩光将小小的情感出口视作逃离苦海的孤筏,故而这位六旬老翁的日记才那么浓情热意。

恩光与李成的关系前文已经述说较多,此处专论他与仆人的关系。李成原来也是仆人,离家后,主仆关系方才一变而为情人关系。看来在恩光的情感线上,一些情感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,惟此处专要论述的是普通的主仆关系。由于年老体弱,恩光对仆人十分倚重,且投入相当多情感。然而他先后雇佣的三个仆人长龄、叶翔、鸿都最终被证明为不可靠。他的仆人总是背着他偷窃财物当卖。如1911年八月十九日日记,“翔取回偷窃朝珠当票十两一纸。狼心狗肺,实令人愤恨。”即如李成,最令恩光伤心,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记记载:“成僮畜养三年,无一不周,以为亲近可靠。旅居在外,左右有人,处之若家人父子,盖亦由有所激之耳。孰意无行,殊属异常。”“奴子叶子祥豢养八年,已偷窃七年矣。”1911年十月二十日日记,“回庙寓,炉冷无煤,已早着三小子买煤,逾时未回,而长龄近加疲玩疏懈,此二役直比畜生尤加倍。命蹇运乖,何致遭遇如是。活地狱几时逃出耶?躬自升火想炊,更为畜辈预计。人生至此,……苦况诉谁?长叹而已。”辛亥鼎革以后,恩光这样的旗人仍维持一个大家族,然而收入不敷,而童仆早已难以管束。变卖家产,对主人不闻不问,甚至于恩光需要自己生火做饭。种种情形,令恩光和奴仆的情感线也逐步走向终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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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彭珊珊

校对:徐亦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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