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水宝地中的点睛之笔：传统村落的兴衰命脉

风水盛行的古代中国,无论大小聚落,都要设置“水口”,它是一个村、镇、城的“门户”所在。因为水口的重要,人们在这里种植草木、搭建桥梁、供奉庙宇。水口上的山水景观与众多建筑一起,成为聚落的精华地带，并因而被居民世世守护。

元朝至正九年，公元1349年秋天,一个面容清瘦、气度不凡的中年人，出现在浙江武义县的俞源村。他站在村前的小丘——梦山冈上，俯瞰周边地形。此时正是稻谷成熟时节,但眼前却是满目疮痍,看得出田野刚刚遭受了一场洪水袭击。他紧锁眉头，不时地用手中罗盘定下方位，由一个叫俞涞的本地人做好记录。

这个中年人，就是日后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刘基，即赫赫有名的明朝国师刘伯温。当然，在风水达到顶峰的明代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最负盛名的风水专家。原来，世居此地的俞涞是刘伯温的好友，眼看着村子屡遭水患，赶紧邀请学识渊博的刘伯温对俞源村进行一次风水“诊断”。

风水师，亦是古代中国的规划师。在原有山水条件的基础上，刘伯温将整个村落设计成“太极星象”格局。他认为此地溪流太直，易将村落气数泄尽，于是将溪流设计成“S”形。经过刘伯温悉心规划，原本直流的溪水改造为“S”形，让整个村的格局看起来像一幅“太极图”。

曾经饱受旱涝肆虐的村子，从此安然无恙，明清两代文运昌盛，竟涌现出了260多名官员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名士之乡。当地人将村子的繁荣局面归功于刘伯温的妙手设计。后来，俞涞将此举写进了本族的《俞氏族谱》。

今天的遥感影像，尚能看到六百多年前那张神奇的风水图景：“S”形的溪流将田野分割成“太极两仪”格局。溪南“阴鱼”古树参天，溪北“阳鱼”稻谷金黄。太极图与周边十一道山冈恰好组成“黄道十二宫”，出水口恰好处于太极神图的中心。俞源村的点睛之笔，就是风水格局中对水口的成功再造，一般村落只有进、出两道水口，而俞源多出了一处中水口，据说这样的格局可以“收蓄瑞气”。

“入山寻水口，登局定名堂。”这是唐代风水师卜应天在《雪心赋》中留下的名言。根据风水理论，后人对水口形成了普遍的认知：水口就是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，也就是水流的进出口。

古人的观念里，永流代表着财源，进水口以开敞为佳出水口宜关闭紧密，要有藏蓄之势。所以，进水口（上水口）景观一般比较简单，空间宽敞，不典型水口景观图做过多装饰。相比进水口，出水口（下水口）更为重要。它被视为聚落的财运、命脉的门户，是福泽子孙的保证。我们一般直接说到水口，主要指的就是出水口（下水口）。

我国地势西高东低，河流大多从西北流向东南。在风水师看来，理想的风水格局中，进水之口在西北，出水之口在东南。这条水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普通的水流，而是一条连接天地的线，所以就有了有“天门开，地户闭”的说法。

水、山、树是水口的三大要素。水口山遍植大树，形成了水口林，起到关锁水口、涵养水源、阻挡寒流的作用。风水术语中，称为“藏风得水”，即风吹不进来，而留得住水。

今天听起来，水口似乎是个神秘的词汇。不过，它的踪迹和影响并没有远去。以“水口”地名直接叫“水口”的村镇数以干计，这些地点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大江南北，尤其以广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南等省份最为密集。显然，这体现了水口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。

“山养人丁水养财”，这是古人根深蒂固的风水观念。古人依照风水要求，对上天赐予的山水条件只稍作调理，他们把精力放在广植树木和对林相的改造之上，这是施法自然，也是营造水口的基本原理。江南一带，水口最常见的树种是香樟、枫香，它们有着一致的寓意——香火旺盛”。水口两侧山上种满参天大树，寓意“人丁兴旺”。

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，很多人将风水视为神秘学说或封建迷信。其实，刘基以风水的名义改造俞源村，并非故弄玄虚，而是具有相当的科学道理。谙通水利的刘基一眼洞察到了俞源屡遭水患的原因，雨季时，四周山上的洪水纷纷涌入笔直的小溪，暴涨的洪流来不及排泄，极易形成洪涝。

将溪流改成“S”形后，河道变曲、拉长、加宽，减缓溪水的速度，加大河床的容积量，解决了洪灾隐患。按照刘基的规划，俞氏族人在水口附近种植近五公顷的树林，并将禁止滥砍山林写入族规。

以风水林改善环境是科学依据，以族规制约行为是制度保障。传统约定俗成，村庄的泥石流、山体滑坡、山洪下泄等自然灾害随之减少。环境变得宜居了，人丁兴旺、财气畅通、文运昌盛等，也就水到渠成了。普通百姓，无法参透其中因果，自然就把风水神秘化了。

在水口植树造林，事实上是古人对自然认知能力的表现，水流的出口多是两山之间的缺口，风容易循着山坳吹进村落，大面积种植高大乔木组成防护林，阻挡着西北风和台风侵入，使得聚落中形成一个稳定的小气候。同时，也起着防洪护堤、涵养水源、防止水土流失等重要作用。

围绕水口，人们植树造林、改造河道、筑坝蓄水、开挖池塘、建桥造景、凿池修山，还在绿荫丛中点缀庙、楼、台、亭、阁、塔、牌坊等建筑。草木与建筑，又倒映在一泓碧波之中，形成了一方绝妙的园林景观。

根据实际需求，风水师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。按照布局和功能划分，水口可分为生态型、园林型、交通型、防卫型、生产型、水利型、宗教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命名为某种类型，是因为这方面的功能是主导因素，并不排斥其他功能同时存在。现实中更多的水口，其功能其实是复合型的。

浙江松阳县官岭村的水口，长满了各种珍稀树种。这片水口林中，隐藏着一条卵石铺起的古道。官岭水口现存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有162株，空间不大的水口，犹如一座袖珍型的森林公园。官岭村这样的地方，少被外界干扰，植被状况极好，山水环境原汁原昧，人工建筑较少，其水口是典型的“生态型水口”。

古徽州歙（shè）县，由著名风水师何可达规划设计的“牛形宏村”，村南辟有一片面积达百亩的南湖，被视为“牛肚”。连续数道水坝筑在西溪上，使水流变成阶段状，一年四季水在此缓慢流淌，寓意着财源滚滚而来。人造的南湖和“改直为曲”的西溪偎依在一起，是村落的水口中心。以宏村为代表的这种水口，称为“园林型水口”。

湘、桂、黔交界地带，散落着数量众多的侗族村落，许多村落的水口处于水陆交通要道，这样的水口需要大型桥梁来充当“锁钥”的角色。这里常见的大型廊桥，是水口的点睛之笔——这种水口，是集实用与美观于一身的“交通型水口”。

程阳桥坐落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村出水口，气势如虹地跨越在林溪河上，风水上象征着飞龙绕寨。不过，它更大的作用是交通，此处是三省区交界处的交通枢纽之一，将断开的陆路商道连接在了一起。水口类型与之类似的村镇，还有江西婺源县清华镇、福建连城县壁洲村、贵州黎平县地坪村、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坪日村。

浙江遂昌县的独山村，背靠高耸的龙山，前有陡峭的天马山，外有乌溪江环绕，西南形成狭小的谷口，山溪从谷口内流出。明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独山村人在此垒起一道长数十米，高三四米的石寨墙，居高临下地构筑了一道抵御山窟盗匪的堡垒。这种聚落交通不便、地形险要，狭窄的水口犹如关隘，可视为典型的“防御型水口”。

深山河源地区的村落溪流落差较大，人们便在溪流下游建水碓子，利用水流冲击力带动水碓作业，进行舂米、榨油：架水车取水灌溉，以满足村民生产生活之需。如安徽休宁县双溪村，将水口的水碓列入村落八景，并取了个诗意的名字“野碓舂云”。这类水口，将风水功能与生产活动结合在一起，为典型的“生产型水口”。

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坳上村，水口处修筑池塘，汇集山泉之水，其水口小巧玲珑；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的堰头村，坐拥一座1500余年历史的通济堰，它的水口其实也是一座水利枢纽：浙江淳安县芹川村坐落在流速较快的山溪两岸，村民在水口两侧砌有长堤，种植大树巩固堤坝，用以防洪。这些都是典型的“水利型水口”。

四川阆中坐落在嘉陵江畔，江水抱城池轮廓而走，水口两侧山上建有层层叠叠的祠庙，整个区域显得庄严神圣，信仰色彩强烈，则为“宗教型水口”。

随着水口文化发育成熟，在更大的聚落，苏州、扬州、杭州水口景观衍生为设计元素更多的江南西林。那些江南名园的重要元素，如假山、水池、亭桥等，都受水口思想影响。可以说，中国江南园林的雏形，来自水口。